国内首家合伙制私募基金上海出世 效仿巴菲特式运作

 

    作为国内首家以自然人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的合伙制私募基金，宝赢基金新开创了一种合伙制私募的路径。然有专业人士认为，合伙制模式是否能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受制于资金的阳光化、资金进出、资金安全等多个问题

　　4月8日，上证指数大跌，上海宝赢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私募基金在这一天跑赢了大盘。

　　作为国内首家有限合伙制证券私募公司，宝赢基金从正式运营到现在仅有8天时间。在此之前，中国尚没有以自然人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合伙制私募基金的先例。没有了公司实体做保障，把钱交给个人打理，由一个普通合伙人操作，承担无限责任，其他合伙人只需出资即可。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在中国正式走入公众视线。

　　对于有限合伙这一特殊的身份，宝赢基金在其网页上用红字作了如下标注：“国内首家完全复制巴菲特思想的合伙制私募基金，也是国内首家提出每年为合伙人获利低于4%不提任何管理费的私募基金，还是首家可进行集中投资的私募基金。”

　　然而，基于合伙制的种种特性，私募采用“合伙”的路径在中国究竟能否行的通，成为业内人士一直探讨的话题。在没有固定模式的前提下，宝赢基金开创了一种合伙制私募的路径。

　　成立仅用1月

　　4月1日，在上海虹口区物华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宝赢基金正式挂牌成立。

　　“从开始筹备到正式成立，我们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宝赢基金的创立者崔军向记者表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宝赢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2009年12月底，证监会发布了新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修改后的《办法》规定“投资者，包括中国公民、中国法人、中国合伙企业及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定的其他投资者”，从此打破了此前合伙制企业不能开设证券账户的限制，为合伙制私募基金打开了一扇大门。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很兴奋，要知道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在美国已经很普及了，但在我们国家限于法律规定，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尝试。”崔军表示。

　　今年3月起，宝赢基金正式筹备，当时崔军已经是一家名为宝银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宝赢基金的成立显得似乎有些匆忙。

　　“做合伙制私募基金比信托私募基金的门槛低，但要办的手续也不少。”崔军说，从核名、工商登记、再到银行审核、证券公司开立股票账户，办理每一项手续几乎都没有什么阻碍。

　　“惟一有问题的是在证券公司开户，按照证监会要求，《办法》下发后证券机构的开户系统应当升级，将合伙制企业加入开户一项。但由于时间短，从来也没有合伙制企业去开户，我们开户的时候还是被告知系统没有这项，暂时无法登记。”崔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并不表示不能登记，“现在合伙制私募成立，几乎没有什么政策障碍”。

　　据记者了解，在宝赢基金成立之前，银河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出了国内首个有限合伙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普润”。宝赢基金与银河普润的不同之处在于，银河普润是以银河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而宝赢基金则是以自然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

　　“我们是真正复制巴菲特模式的私募基金。”崔军说，就连分成比例也和当初巴菲特建立的私募基金一样。

　　巴菲特式运作

　　崔军从1993年开始炒股，出于对股票的痴迷，他放弃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一门心思做股票。在众多炒股理念中，巴菲特所推崇的炒股理念是他最为认同的。

　　“你可以在我这个私募基金里，看到巴菲特私募基金的运作方式。”崔军说。巴菲特最初曾出资10美元做普通合伙人，募集了亲戚10万美元，由他们做有限合伙人，发展设立了当初的私募基金，由此铸造了今天的“股神”传奇。

　　目前，宝赢基金有6个合伙人，基本都是崔军的亲戚朋友。“私募基金这种东西还是需要有信任才行。能不能赚钱，得了解你的能力才作出判断。”崔军说。

　　当记者问及作为普通合伙人要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他个人对此是否有所准备时，崔军自信地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炒股的理论完全是巴菲特的“用四毛钱买一块钱的东西”。

　　“我奉行价值投资，我会看准一支股票去捞底，但不太会去做PE(私募股权投资)，因为PE的案例中成功的比例可能只占到十分之一。”崔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与“银河普润”不愿对外透露过多自己的运营模式不同，崔军可以将宝赢基金正式的合伙协议文本拿给记者看。

　　记者发现，这份正式合伙协议约定，每年12月30日要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及结算，有限合伙人获得每年公司利润中按出资比例分配不高于4%的所有部分，余下的利润由普通合伙人崔军和有限合伙人分成，75%归有限合伙人(按每个有限合伙人的出资额按比例分配)，25%归崔军。

　　这意味着，如果宝赢基金的年收益低于4%，崔军不能收取任何管理费。只有在高于4%的情况下，才能从多出的部分提出25%用于日常运营开支。

　　据记者了解，目前崔军的6名合伙人中，既有出资上千万元的合伙人，也有出资几十万元的合伙人，崔军本人则出资50万元人民币。宝赢基金对合伙人的出资并没有最低要求。

　　“我出资多与少并没有什么意义，即使我出资少也要承担无限责任。出资多就占用的资金多，合伙制的钱不是随意就可以拿出来的。”崔军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他已经为宝赢投资购置了新写字间，8月份即可搬入，“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应该不会有更多额外支出，我现在的投资主要是智力投资”。

　　记者在合伙协议中还看到，宝赢基金入伙资金有一年锁定期，一年后如果资产运作出现亏损，有限合伙人可随时要求退伙(退伙时按即时有限合伙人份额净资产核算)。

　　6印章保证资金安全

　　自银河普润成立以来，业内专家对合伙制私募基金质疑颇多。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分析人士表示，合伙制模式是否能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受制于以下3个难题：第一，合伙制私募基金如何“阳光化”。第二，合伙制私募基金如何解决进出问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修订)》规定，新合伙人的入伙及原合伙人的退伙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去工商局变更登记。因此，与信托产品只需缴付认购、赎回费相比，合伙制基金的进出成本可能更高。第三，合伙制私募基金如何保障资金安全。

　　崔军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阳光化”的解决途径在于，宝赢基金在合伙协议中明确规定了合伙人的知情权：优先合伙人具有公司运作情况的知情权和询问权；优先合伙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每季度应向有限合伙人公布合伙公司所有投资组合，执行合伙人应当主动向其他全体合伙人履行告知义务。

　　“而合伙人的进出，目前并没有更好的途径，肯定是要去工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这一点可能会比信托基金要麻烦一些，但是合伙人可以先签订合伙协议，只要签署了合伙协议就可以先行操作资金投资事宜。”崔军说。

　　在崔军看来，宝赢基金最大的突破，在于完善了合伙制可能带来的资金安全问题。

　　“传统的信托私募是以信托公司为平台建立的，由一个专业的团队来管理这些资金。现在做有限合伙制私募，募集来的巨额款项怎么管理才能让合伙人放心，势必是合伙制私募要突破的一个瓶颈。”崔军说。

　　在合伙协议中，记者看到宝赢基金决定聘请中国民生银行作为有限合伙企业资产的管理人。

　　“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要把权力分散开。资金的取出必须要多人同意，通过签章方可取出。”崔军说，他委托民生银行刻了6个型号较小的印章，并且这6个印章由6名投资额较大的合伙人保管，如果有资金要取出，必须由6个人同时盖章，方可有效。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分析人士还表示，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尚无个人破产法和无限责任法，信用体系尚不完善。同时，有限合伙不具备完全法律地位，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无法行使诉讼权，万一出现纠纷，受损者可能会求告无门。

　　参与基金法修改调研工作的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宁认为，从目前来看，合伙制私募基金多少还有点“灰色地带”的味道，因为现在基金法中没有相关规定，而证监会的态度也还不明朗，但合伙制私募基金产品也算是个勇敢的尝试。他表示，信托的办法一开始也没有经过证监会批准，但这种事监管机构应该允许试验，因为这一方面可以促进私募基金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基金法的修改。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首任组长王连洲认为，至于哪一类基金更能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宜简单下结论。他举例说：“理论看，公司制基金的投资者都是基金‘股东’，解决了基金利益主体的缺位问题，似乎较契约制基金更有利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但实践起来，也不尽然。比如上市公司散户股东的利益，又能得到多少切实有力的保护？”王连洲指出，私募基金的风险点在哪里，如何控制与监管，还有一个认识和把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