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80多岁的“昔日烟王”上山下乡

  2009-06-16 14:52:11      来源: 《新财经》

  编者按:

  褚时健,可称得上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具争议”的商界人物。

  他曾是全国最红的企业家,也是当年最大的贪污犯;他曾有过无比的威望和荣耀,后来却成了阶下囚。他曾创造了国企高速成长的“云烟奇迹”,出事后又引出国企高管“59岁现象”和国企领导的激励机制的话题。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所享有的荣誉难有人与其匹敌;他成为一个贪污犯,获得的无数同情同样也是前所未有。他风光时,无数人想方设法要接近他;他“落马”后,依然有很多人不远千里前往云南寻找他、拜访他。

  这就是褚时健。一个充满矛盾和传奇色彩的当代商界人物。若干年后,当有人书写中国当代企业史时,他是无法跳过的一章。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说:“‘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

  但是,无论别人怎么评说,无论历史怎样书写,褚时健对这些早已漠不关心。现在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年过八十了仍然在为他所醉心的“商事”而忙碌。他不在乎穿着有油污的马甲见人,偶尔还会像个孩子一样,为自己还完种橙子欠下的外债而欢欣鼓舞……

  1999年1月,原红塔集团董事长

  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

  自那以后,褚时健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偶尔,媒体的零星报道中会有一些他的消息,或说他减刑了,或说他被保外就医了。尽管有关他的消息很少,但关注他、寻找他的人并不少。但远离商界的褚时健,早已习惯了深居简出。所以,许多记者专程到云南寻访,也难见其人。

  农历牛年前夕,《新财经》记者就有关烟草业大整合的话题前往云南红塔集团采访。采访任务完成之后,记者又多留了三天,想找找褚时健。

  2009年1月7日,记者在费了一番周折之后,终于打听到了褚时健的家。下午3:20,记者按响了褚时健家的门铃,响了三次,开门的正是褚时健。他中等身材,由于午睡刚起,面容有些憔悴,头发花白但还算整齐。他穿着厚厚的保暖内衣,外面套了一件棉马甲,上面还有一些油渍,脚上是一双棉拖鞋。记者有些诧异,很难将眼前这个普通的云南老头与“昔日烟王”联系起来。

  褚时健将记者迎进门,转身去沏茶。在客厅茶几的玻璃板下,记者看到了一张汇款回单——2008年5月15日,褚时健为汶川地震捐款3万元。客厅的墙上,挂着褚时健和老伴马静芬的照片,两人都很精神。想必,这张留影距今已经有些年月了。

  坐定后,褚时健拿出了一盒软包装的“玉溪”烟,递给记者一支,自己也掏出一支,点着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深吸一口,再悠悠吐出。记者表示想问几个问题。“你问吧!”褚时健的语气很爽快。

  采访就这样开始。

  “我就信我”

  “您信命吗?”记者直接发问后,也感觉以这样的问话开始,似乎有些唐突。

  褚时健看着记者,从嘴里蹦出四个字:“我就信我!”

  褚时健说,他是家中的老大,由于父亲去世早,很小就帮母亲操持家务,“生活很不容易”。正是生活的艰辛,磨练了他强悍的个性。据褚时健的好友说,褚时健在褚家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望。

  弟弟褚时佐对褚时健的评价是,“哥哥很敢”。褚时健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在一次战斗中,与褚时健同去的两个哥哥被打死,他不肯撤退,硬是要冲上去把哥哥的尸体找回来。这就是褚时健的胆识和勇气,也正是这等胆识和勇气主导了他人生的大起大落。

  革命胜利后,二十刚出头的褚时健当上了区长。27岁那年,他被任命为玉溪行署的人事科长。后来,他因与上司行署专员发生冲突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哀牢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提及往事,褚时健已经不很在乎:“我这种人,脾气牛是牛些,没错就不认错。到哀牢山那一带好,我坐办公室坐不住。”

  女作家先燕云曾在文中写道:“如果没有1958年那场运动,时光造就的,大概是领导干部褚时健,而不是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褚时健。”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在哀牢山,褚时健先后做过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的负责人。1979年10月,褚时健结束了在哀牢山近二十年的生活,接手玉溪卷烟厂,这一年他51岁。那时的玉溪卷烟厂很是破落,效益也很差,但褚时健还是来到了玉溪:“成功,我没想过。但对管理工厂,自信有七八成把握。”

  1981年,褚时健决定花260万元从英国引进一台设备。在当时,这笔钱可以买60台同样的国产机器。为什么一定要买进口设备?进口设备效率就一定高?如果有问题,谁来承担责任?

  褚时健向领导立下“军令状”:“干砸了我辞职!”

  当然,褚时健没有辞职。而且,他的胃口越来越大。1983年,他又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生产线。这笔钱,几乎是当时云南省的全部外汇。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若不能按期还贷,负责人就要被抓去坐牢。

  “只有褚时健敢”。褚时佐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当时,大哥跑来找我,说如果出了问题,叫我帮忙照顾嫂子。”1985年,玉溪卷烟厂成功引进世界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褚时健没有进大牢,他成功了。短短几年间,他把一个资产只有1000万元的地方小卷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王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褚时健领导的红塔年创利税200多亿元,占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褚时健掌舵红塔十八年,企业共为国家创利税近1000亿元。

  与此同时,褚时健也获得了诸多荣誉:“中国烟王”、“云烟之王”;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站上了他人生的最顶峰,他所受到的尊崇,是当代任何一位中国企业家所难以企及的。

  此时的褚时健,除了是云南省最大的“财神”,还成为许多人发财致富的“财神”。在当时,只要褚时健批给谁红塔烟,谁就能成为富翁。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褚时健在“红塔帝国”内拥有绝对权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话就是“圣旨”,身边人都叫他“老爷子”。

  1988年,褚时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天安门城楼,同行的人问他:“老褚,还准备干几年?”正在兴头上的老褚豪迈地回答道:“人生六十才开始嘛!”

  事业上如日中天的褚时健,已经忘了退休年龄。而他,忘掉的又何止是自己的年龄?据《中国烟王》一书记载,1992年初,一位中央领导到玉溪卷烟厂视察,公司电视台经过精心制作了一盘录像,让正在挥动右手的褚时健遮掉了这位领导的一大半。这组镜头作为片头,播放了长达两年之久。有人看到这个镜头后,直摇头说:“这个褚时健,昏了。完全昏了!”

  褚时健的独断、霸道、唯我独尊见证了他的辉煌,也为他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想过去是自找麻烦

  1999~2009,十年过去了。对于过去,褚时健不愿再提。他说:“过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想它是自找麻烦。”褚时健可以不谈,但却无法回避。

  1998年1月,新华社的一则新闻震惊了全国:褚时健与公司其他几个领导私分公款355万余美元,其中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其实,褚时健早就“出事”了。1995年2月,有人检举河南烟贩林政志通过向褚时健的家属行贿,从而得到了卷烟指标,中央纪委随即着手调查。不久后,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红被收审;12月,褚映红在狱中自杀。1996年4月,马静芬正式被批捕;12月,褚时健被有关部门从中越边境的河口带走。1997年7月,褚时健正式被批捕。

  对于贪污指控,褚时健后来交代说:“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了,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吃不完了。”

  褚时健的被捕,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热议。有人说,是褚时健没有平衡好关系,被人整了。云南当地群众普遍认为,褚时健是“被冤枉的”。当年为褚时健辩护的律师则认为,褚时健犯罪主要是心态失衡。他为国家创造了近1400亿元的利税,而他十八年的工资和奖金加起来却只有80万元。

  关于褚时健的“落马”,还有一些民间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红塔山原是一座小山,与其对面的龙马山相比,又矮又小,红塔山不服气,就卯足了劲向上长,当地知府认为这是以下犯上,于是筑了座塔,镇住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塔山。褚时健之所以“出事”,就是因为“红塔山”这个中国烟草业第一品牌长得太高了。

  另一个说法,与褚时健在出事前修建关索坝新厂区有关。上世纪90年代,玉溪卷烟厂发展迅速,老厂区已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褚时健决定在关索坝建一座世界一流的新厂区。对此,有很多人劝说褚时健:“你年纪也差不多了,为什么非要干呀!”更有风水先生说,这样做会挖断龙脉,而且“关索坝”这个名字不吉利:关者,关押,关卡;索就是绳索加身;而坝则和罢谐音,含罢官的意思,恐对褚老板不利。对于这些说法,褚时健一笑置之。

  上述说法纯为“野史”,我们也只能一听了之。

  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后,不少人感到惋惜和同情。在1998年的“两会”上,还有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褚时健“喊冤”。他们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也有人指出,褚时健贪污了近千万元,这已是当时一些被枪毙的贪污犯所贪金额的数倍。

  负责审判褚时健一案的法官说,这个“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

  褚时健的功过是非,只能交由历史来评判了。

  八十岁,重回哀牢山种冰糖橙

  采访之前,记者在昆明街头发现有些水果店在卖“褚时健种的冰糖橙”, 每斤价格比其他橙子贵3元钱左右,买的人还挺多。

  褚时健种橙子?

  没错。

  褚时健1999年被判刑后不久就减刑了,刑期被减为十七年。2000年左右,他又因“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被保外就医。

  褚时健说,出来后,很多人找过他,请他做顾问,一年给他二三十万元,但他不愿去,因为“中国人合作很难,我也没有闲心干那些事,我自己做倒可以”。但闲在家里,褚时健又觉得无聊:“很难受,不好过,去哪里走一下也不行(保外就医,不能离开玉溪)。后来,别人有个农场,有几百亩地荒着,我就想去搞搞地,打发一下时间。”

  但褚时健的老伴马静芬拉着记者说出了另外一番话:“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刚才他是不好意思说。实际上,是因为没有钱。姑娘死在监狱后,外孙女得我们养。我和他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不到两千元,连物业费、水电费都交不起,你说咋过?总得找点钱。”

  总之,在经历了人生的辉煌与沉沦之后,75岁的褚时健又回到了劳改时待过近二十年的哀牢山,种起了橙子。

  要种橙子,就需要投资。褚时健坦言,资金是最大的难题:“像水洗了一样,没有钱”。好在还有一些“老关系”,朋友们给他东凑西凑,“一家三五万,十来万,总共是120万元。”褚时健的橙园搞起来了,当地农民都愿意把自己的地租给他,每亩地一年的租金180元左右,农民可以在园子里做工,挣得比原来自己种甘蔗还要多。就这样“整着整着就搞大了。搞了2000多亩,钱也要得多了,最后差不多借了2000万元。”

  如今,褚时健和马静芬的“夫妻店”渐渐上了轨道:“我管种植,她(马静芬)管销售,两个人经常忙得一天都见不着面。”褚时健笑着说,一聊起橙园,他就兴致很高地说个不停。

  马静芬老人给记者剥了几个他们自己种的冰糖橙,很甜。褚时健说经过这几年摸索,他“已经摸到了一些自然规律,果子的品质每年都会有提高。我正在研究土壤以及存在的其他问题,要不断去改进,不断提高果子的品质,个头要更大点,糖分要再提高一到两个百分点。”

  当年,为了提高烟叶的品质,红塔集团和烟农结成了“利益联盟”;现在种果子,褚时健也用上了这一套,实行承包制。“这种‘利益联盟’,无论我干什么,轻易都不会改变。我对农民有感情,希望他们都能富起来,有好日子过。” 褚时健说。目前,在他的果园做事的农户已有百余家,每个农民年收入过万元,这在当地农村已相当不错。

  褚时健的橙子已经销到了全国20多个省市,他种的冰糖橙,价格在市场上是偏高的。“我们的成本高。不搞出特点来,就要亏本。现在市场已经过剩,我们的果子不仅要超过本土的产品,还要和美国最好的‘新奇士’竞争,我们必须找到竞争优势。不然,今后我们的市场就会有问题。”已经80多岁的褚时健,依旧保持着敏锐的市场意识。

  据褚时健介绍,他的橙园已经进入收获期,2006年产量已达1700多吨,并开始还钱。“这两年情况还可以,今年(2008年)借人家的钱基本都还完了。明年(2009年),股东就开始回收投资。”

  采访快结束时,有客人来了,是来商谈帮他们把橙子推进超市的。马静芬对褚时健小声嘀咕道:“进家乐福也不好,还要一个个挑选……”

  进了牛年,褚时健虚岁就82岁了。如此高龄的他,还经常往返于玉溪和哀牢山之间,操持着他倾注了近十年心血的果园。玉溪与哀牢山相隔近200公里,交通不便路途险恶,但没能阻止他。褚时健告诉记者,万科地产董事长王石曾去哀牢山拜访过他,王石当时对他说:“我到七十几、八十几,也没那个勇气去干了。”说到这,褚时健笑了,笑声很爽朗。

  众人眼中的褚时健

  褚时佐(褚时健的弟弟):我哥哥忠厚老实,尊重别人,也受到别人的尊重。

  马静芬(褚时健的老伴):他这个人其实很爱面子。

  孙女:他只喜欢男孩。

  王石(万科地产董事长):作为企业家,我对褚时健是尊敬的。但是他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

  朱界飞(媒体人士):他的落马,换来了企业家激励制度的推行,这也算是他最后给社会的一点贡献。

  玉溪市民:他是被冤枉的,我们很多人都曾靠他吃饭。

  中央纪委:过不掩功,功不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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