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仁集团公司董事长陈年代：仁者爱人 仁者汇人

“陈年代”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取的，按老家的风俗，孙子的名字一般由爷爷取。爷爷虽然没什么文化，但给孙辈取名字还是费了一番脑筋，想了12个字，传递出中国老百姓朴素善良而又自古难全的人生愿望：“宽宏大量，兄弟义气，发家致富”。“年”是陈年代这代人的辈份，他大伯的第一个小孩叫陈年宽，二伯的第一个小孩叫陈年宏，他正好轮到一个“大”字。所以他的名字本来叫陈年大，后来上学时可能他嫌有些土，便把“大”改成了“代”，陈年代就是这么来的。这么一改，今天看起来还真响亮，他已经做成的事业真有点继往开来、高蹈远翥的意思。

 

陈家的创业史可以上溯到陈年代爷爷那一辈。爷爷在当地是比较富足的人家，却没能从祖爷爷手上继承任何家产，祖爷爷是早年讨饭讨到向塘这个叫勒家的小村后才定居下来。爷爷长年请了几个人做犁、耙、镰刀等农具，也没有什么铺面，周围村子里的人要买农具就上家里来买。他又贩卖粮油，再从山里贩一些土特产进城里卖。他还能够做到两边承包，一边从地主手里租田，另一边请长工来种田，玩所谓“空麻袋背米”的游戏。他是介于农民与商人之间的一个角色，为人处世一流。在农村，迁居过来的人一般会受歧视，可陈家在当地不但不受欺侮，而且当地闹出一些民事纠纷来，只要爷爷出面一般都能摆平。以陈家当时拥有的财产，土改时结结实实够扣一顶地主的帽子。爷爷却辨异像，善退缩，在土改之前把别人买农具赊的钱全部不要，又退回去长工的租米，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应收货款给一风吹了，所以陈家只定了一个富裕中农的成分，平平安安着陆于新中国。

 

陈年代的父亲也是农民堆里的卧龙之人。他不愿意种田，却喜欢养蜂，从收入来讲，养蜂比种田的收入多得多。对金钱的创造与追逐，亦在他的血脉里汩汩流淌。此外，可能他还在沙丁鱼罐头式的人民公社制度里透不过气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风声不紧，他就要往外面跑。养蜂是沿着花开的线路放养的，春季夏季和秋季都有花开，在这三个季节中通常是这一段时间这个地方的这种花开，下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地方的那种花又开了，蜜蜂就是沿着这些花开的线路飞，桃花、梨花、油菜花、红花草……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南闯北，经风雨见世面，跑过很多条线路，浙江、江苏、东北等地方都去过。在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紧紧的那年月，在乡间山野看见的每一个陌生人，都可以先假定他是坏人，没有证明可谓寸步难行。生产队可以给他开证明，因为他搞起了最早的“停薪留职”，即交钱到生产队买工分，比如在生产队买1000个工分，一个工分的分值是1毛钱，1000个工分就是100块钱。他交超过100元的浸透汗气与油腻的票子，生产队就放他出去养蜂。但生产队的证明对外没有用，大队又常常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一把贼亮的快刀，开不出证明，于是他就采取别的办法，有时候挂靠在省养蜂研究所，有时又冒充省养蜂研究所的职工在外面养蜂。省养蜂研究所的领导，总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了他不少方便。当时一个农民办不成的事，或者想都不敢想的事，比如到火车站要车皮装箱出货，打着该所的牌子一般都能办成……所以他一直念当时所领导的好，至今陈家凡有喜庆大事，一定会请他们来喝杯酒。

 

1978年河山一新政策放开，允许农民搞副业的时候，陈家已是南昌县的第一个“万元户”，当时还让多少城里人垂涎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家里人都有了。陈年代父亲养蜂的最高纪录达到了1000多箱，雇了10来个人；而省养蜂研究所当时是一个有三四百名职工的单位，高峰期也不过2000多箱。那时他在南昌郊县已被称为“养蜂大户”，而在国内养蜂行业里，亦算南方“大腕”，至今提起他的名字，老人没有不知道的。1983年以后，他利用自己的蜂王浆开始办企业———双环蜂乳厂。眼见他芝麻开花节节高，人民币围着他像快干塘时的泥鳅一样蹦达着，南昌郊区的热心村和顺外村心动眼红，不久也开始搞蜂王浆。

 

江山代谢，世事常新。爷爷说过了，父亲介绍了，下面该出场的当然是儿子———陈年代。
 

 

  汇仁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产物，没有南巡讲话，汇仁药厂是办不起来的。

“汇仁”的意思就是凝聚人才，后来我又把这个含义深化了，提出把“仁者爱人”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

 

陈年代：我1982年从南昌师范毕业后，在向塘小学教书教到1985年。这时候父亲已经开始办企业，一开始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帮他做些事情，后来厂子办起来了需要人手，父亲就强行让我出来。于是我就停薪留职（编制至今还在学校），那时候厂子的规模不大，生产、销售、采购这些事我都干过。1988年是蜂王浆这个行业的顶峰期，做到了1400万元产值，税收最多的时候缴过50多万，相当于当时一个比较好的乡镇的全年收入。1989年就开始走下坡路，父亲见前景不好，就搞了个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电子元器件，主要是做收录音机里面的磁棒线圈。因为市场主要在东南亚一带，业务都在深圳那边交易，1991年父亲把一部分厂房搬到深圳去了。他将蜂王浆厂交给我和大弟陈冰郎负责。但是蜂王浆市场一年不如一年，根本守不住。1992年我提出要改造成药厂，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要县级以上的单位才能办药厂。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我找到当时的省卫生厅和医药局领导，提出要办一个药厂。他们答复说完全由私营企业搞药厂不好批，最好是以中外合资的名义搞。于是我找到一个朋友合资，当时的注册资金是500万。1992年底拿到营业执照，1993年开始搞技改。因为是私营企业，改造整个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在银行贷不到款，只能靠原来蜂王浆产品遗留下来的应收货款来运转，接到一点钱就改造一点，就这样慢慢地改造完了，基本上达到了GMP标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当时的GMP标准比现在松多了，但省里有关部门出于扶持的考虑，还是批准了我的厂子可以生产。所以说汇仁也是南巡讲话的产物，没有南巡讲话，汇仁药厂是办不起来的。拿到许可证以后正式投产，当时已经基本上没有资金了，注册的500万元中，我这边是原来的双环蜂乳厂拿资产实物出租。此外还没有产品，没有品牌，没有销售网络，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为了投产，借了30万元高利贷作为启动资金，又在《江西日报》登了一则招聘医药人才的广告，招了4名制药工程技术人员，这是汇仁打出的第一个广告。我对他们讲，我现在只能每月给你们400元生活费，但是到年底一定会再给你们一笔报酬。我还承诺给部长一级管理人员的年薪是3万元钱，当时在江西年薪有3万元钱是相当可以的。我当时的压力非常大，如果做不起来，这批人才走掉了，意味着前期的所有投资竹篮打水，前期的所有操作也白忙活了。结果到1994年春节的时候，我的产品卖到了100多万元。我所承诺的事情都兑现了，留住了一批人才。当时主要移植了五六个产品，那时还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你只要想移植就可以移植，全国有好多地方都做同样的产品，我们根本就没有产品优势。但所幸的是，通过一年的奋斗，1994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3000万元，纯利润大概在300万元左右。当时我只有100多名员工，是一个规模很小的药厂，公司叫“汇仁制药”。“汇仁”这两个字的来历也值得一说。我接手双环蜂乳厂后，把它改成了药厂，一开始去工商部门登记的时候，想简单地改成“双环制药厂”或“双环制药有限公司”，但后来觉得这些名字还是不太好，于是我就想到取“汇仁”这个名字。作为企业来讲关键在人，万事人为本嘛！成也是人，败也是人。人分为三流九等，仁人志士应该是人上之人，有德有才的人就是仁人。一个企业如果能笼络到一批这样的人，那就没有不做大的道理。所以“汇仁”的意思就是凝聚人才，如当时我们的一个口号——“汇聚天下仁人志士，共创制药宏伟大业”。后来我又把这个含义深化了——在做1995年规划的时候，我写了一句话“振兴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但觉得这句话太长了，也不太顺口，后来我就提出把“仁者爱人”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仁者爱人”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受到启发提出来的。1997年，中央电视台每天在《新闻联播》前会放一部5分钟的短片，叫《上下五千年》，每天介绍一个古代名人，有一天介绍孔子的时候，正好被我看到了。孔子的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仁爱”，我一下就想到“仁者爱人”这句话作为汇仁集团的经营理念应该非常贴切。首先，一个企业的经营理念，必须要以比较好的文化作为铺垫，儒家思想在中国由古至今深入人心，是中国文化的底蕴，所以“仁者爱人”的经营理念一定会被大多数消费者接受；其次，企业的经营理念应该和自己所从事的产业相吻合。药品是特殊商品，它除了商品的一般属性以外，其用途是治病、救人、防疫，这就要求这个行业的企业不但要追求盈利，还要对人的生命高度关爱，“仁者爱人”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再有，加入WTO以后，汇仁如果要想成为世界名牌，企业的理念也应该让国外的消费者接受。那么“仁者爱人”这一理念能不能让他们接受呢？我想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精神中也讲“博爱”，而“博爱”和“仁爱”从本质上来讲是一致的，他们应该能接受和认同。所以从1998年1月1日开始，我用这句话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每晚38000元钱，5秒钟讲了3句话，“汇仁集团，汇仁制药，仁者爱人”，这3句广告语是我自己定的，一年下来在中央电视台花去的广告费将近1500万元。

 

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分歧就是企业经营的发展方向问题，没有发生什么山摇地动的故事，但彼此有些动肝火。

 

很多媒体来找我，要让我牵头谈“土伟哥如何战胜洋伟哥”，我跟办公室打招呼：凡是因为此事来采访我的一概不见，凡是这种会议我一律不参加。

 

1994年一年做下来，使我感到只做普药非常难经营，只能赚到吃饭的钱，却不利于企业的更大发展，我强烈要求做新产品。当时父亲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他不主张搞新产品，还想搞普药，认为新产品的风险非常大。做企业效益与风险是并存的，哪里有大清早起来就捡钱的事呢？该冒的风险一定要冒。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分歧就是企业经营的发展方向问题。没有发生什么山摇地动的故事，但彼此有些动肝火。

1995年我和父亲彻底分开经营，他一个人经营电子产品，有关电子产品的所有债权债务由他承担，汇仁的债权债务由我们六兄妹共同拥有。而且，我们6兄妹的产权关系也划清了：6个人都是汇仁的董事，平均拥有汇仁的产权。我是老大，是汇仁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但股份和他们一样；大弟陈冰郎是集团的副总裁，负责营销；老三两夫妻在深圳开厂，不在这里做事；老四是妹妹，她在这里做事，但四妹夫不在这里做事；老五也是妹妹，还没有成家，是这里的一般低层员工；老六现在国外读书。1995年忻丁浠先生到了我这里，他原是江西国药厂的副总工程师，1994年底退休。他一来我就任命他为总工程师，年薪3万。我对他说，你不用管生产上的事，也不用管质量方面的事，你就利用自己在药界的关系网到全国各地去找新产品。他问我要到哪些地方去跑，我说你想跑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多长时间也由你自己决定。结果他过完春节以后就在全国跑，跑了一圈下来，带回1000多个产品，绝大多数是一期临床、二期临床的产品，没有生产批文，只有辽宁中医学院研制的“增智健脑液”有生产批文，于是我就让他重点去和这家单位谈。最后花了38万元把“增智健脑液”这个产品买了来。我没有急于上市，先搞市场调研，设计包装，制定价格策略，进行广告前期制作。那时我对这些工作一点都不懂，只是参与。当时广告业最发达的是广州，其次是北京，我专门到广州寻找广告公司拍摄广告片、宣传策划、制作宣传品像吊旗、台卡、张贴画等，完成整套POP系统，共花了200万元。1996年，我又花了个大价钱，在河南郑州搞了一次上市策划活动。因为“增智健脑液”的消费群体定位在学生，我们邀请凡是郑州市3月4日出生的中、小学生凭自己的户口、身份证，可以来体育馆参加集体生日晚会，年龄小的可以由父母陪同。除了送给每个学生一份小生日蛋糕，还特地请台湾来的糕点师傅做了一个直径达1米的大生日蛋糕。这一晚花了30万元钱，还没有请到名演员，因为他们的出场费太高，只请了一些当地的演员。这次促销活动搞得影响很大，但到1996年6月份一算账，卖“增智健脑液”这个产品实际上还是做亏了。虽然汇仁产值1995年做到了六千几百万，1996年做到了1．2亿元，以后3年基本上都是这样往上翻，但到1997年6月份，再算一下经济账，“增智健脑液”这个产品仍是没有赚到钱。但我赚到了一批人，培养了一批营销人员，当时营销人员有500人左右，本部员工只有100多人。还赚到了一个网络，在河南、浙江、广东、福建4个省布了点。那个营销网络就是现在这个网络的雏形。在营销过程中，市场营销人员了解到“增智健脑液”这个产品疗效不是很确切，疗效不确切，消费群体就受影响，再先进的营销网络、营销手段都没有用。我思之再三，鉴于当时在中国还没有肾方面产品的领袖品牌，于是公司准备把肾宝推上市。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肾是人体之本。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是两个概念，西医认为肾是一个器官，中医认为肾是一个系统，肾好身体一定好，而且有助于夫妻性生活，即我们用过的一句可能比较俗的广告词：“他好，我也好”。为什么有人提出要为发明“伟哥”的人申报诺贝尔奖？因为阳萎早泄，性生活不和谐是很多夫妻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只不过在中国一般不会以这种理由提出来，我们的文化不允许以这种率直的形式表达。当时我凭自己对社会的一种认识，判断出这一块的市场潜力会非常大，特别是人在生活富裕、精神自由的年代，这方面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的古人眼光练达，洞若观火，早就说过“饱暖思淫欲”。另一方面，我又极力避免把肾宝作为一种性药来推向市场。沈阳飞龙推出“伟哥”以后，很多媒体炒作这是“土伟哥”，如何如何不得了。其实这个产品只是原来的“延生护宝口服液”，后来改成了胶囊。很多媒体来找我，要让我牵头谈“土伟哥如何战胜洋伟哥”、“如何守住土伟哥的阵地”的问题，我跟办公室打招呼：凡是因为此事来采访我的一概不见，凡是这种会议我一律不参加。我不想把肾宝定位于性功能的产品，实际上肾宝在解决性功能方面的问题只是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它是中药，不可能对阳萎早泄产生速效，只能起调理作用。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场看到一个转业军人一买就是6大瓶，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说是回家看望老人。1997年8月份上旬肾宝上市，利用以往的营销网络一下就卖得很火，4个月就卖了6000多万元。当年年底肾宝这一块，还有“增智健脑液”没有赚到钱却也卖过了亿，加上其他药品，总共是3亿元产值。这时候我继续布点铺网络，除了前面讲的4个省，又在四川、山东布了点。1998年后全国铺开，当年整个营销网络卖了5亿元，1999年是10亿元，2000年里光肾宝一个产品就卖了10亿元。

 

胡平：肾宝并不属特级保密的国家尖端产品，它的方子原来就有，在江西省药品标准中已存在很多年，别的企业可以生产，汇仁也可以生产。省内有两家国有药厂在汇仁之前就生产过肾宝，一家即使显赫时此产品也只做到3000万元的业绩，另一家则只卖到几百万元钱，这些年更成强弩之末，原有3000多名职工，现在下岗下掉一半，他们只拿基本生活费。汇仁是在1995年移植过来肾宝，不过进行了二次开发，比如：原来的肾宝是10毫升的，现改成150毫升的瓶装产品；原来是糖浆，现采取降糖工艺改成了合剂。汇仁主要靠的是营销创新、市场运作创新，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仅此一个品种，在2000年一年内就做到了10亿元，这样骄人的业绩在江西绝无仅有，在全国也不多见。

 

记得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突然发现铺天盖地都是汇仁肾宝的广告，餐厅、商店、公交车、的士……几乎触目所及，就是“仁者爱人”。在广告下幅“0791”的电话区号上，我才讶然而又欣然地发现江西有一个这样的企业。

 

一个企业如果只能给员工带来物质方面的东西，而不能带来精神方面的东西，迟早会出问题。

 

汇仁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那就是善待员工。我一直认为员工是汇仁的第一资产，是最值得投资的资产，善待员工也就是善待企业。

 

陈年代：这是1999年下半年的事情，那一年的广告效果特别大。当时有句这样的话：“一幅条幅几张画，搞出气氛就打天下”。

 

我这个企业现在有点三不像，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董事会应该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但汇仁的重大决策系统和经营系统与董事会无关，因为我那些兄弟姊妹不具备作出决策的能力，只是一个股东。汇仁现在的决策层是8个人，我的家族中只有我和大弟在这个圈子里面，其他都是高层管理人员，他们现在不拥有股份，他们的年薪与企业效益既挂勾又不完全挂勾，因为汇仁没有完全股份化，但现在正在做股改的前期准备工作。股改以后，不但是决策层的人都能持股，而且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都能持股。现在高管人员的队伍比较稳定，特别是决策层的人留得住，凡是进来的人目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要走的。作为企业来讲最怕的就是战略决策失误，所以决策层一定要稳定。中、低层员工肯定有一定的流动，在民营企业里，广大员工首先是要挣钱，但对企业的文化是否认同，对老板的能力是不是信任，老板的人格是不是有某种感召力，还有，人都有阴暗的一面，我也不例外，员工对老板的阴暗面是不是能容忍……这些精神方面的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也很重要。一个企业如果只能给员工带来物质方面的东西，而不能带来精神方面的东西，迟早会出问题。

 

汇仁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那就是善待员工。我一直认为员工是汇仁的第一资产，是最值得投资的资产，善待员工也就是善待企业。汇仁能拥有今天的规模与资产，毫无疑问有很多员工的剩余价值在里面。当然一个企业的资产积累不完全是员工的剩余价值，里面还有我的智慧、努力和其他的生产要素，而且我的作用是他们不能代替的。所以既不能说汇仁的资产全部是员工的剩余价值，也不能说完全是我个人的，这个关系首先要搞清楚。既然员工是创造价值的人，就不能说是为老板个人打工，不是单纯地为自己挣口饭吃。我对汇仁的员工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要让你们既能多赚钱，又能受尊重”。物质是第一需求，对“多赚钱”我还有三句话：“高于原单位，略高于同行业，力争今年高于去年”，收入要一年比一年好。“受尊重”则是精神方面的需求，“一内一外”，“内”就是指在企业内部，个人的工作环境怎样，在上下左右是不是能受到尊重；其次是老板对员工的信任，特别是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信任很重要，要让他们感到自己在老板心目中有地位，有分量。在用人方面，我经常很坦率地对高管人员说：“我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我一旦怀疑你，那我马上不用。而一旦信任你，可能会打破层级管理方面的一些规定，给你很大的权力。”我曾经请一家咨询公司做过一次调查，他们在汇仁员工中发调查问卷，其中有一条“当企业出现不可预测的困难或者陷入非常困境时，是不是能和企业同生共死？”高级管理人员中有80％以上的人表示能与企业同生共死，这一点让我感到比较欣慰。中层员工则要少一些，低层员工则更少。从对企业的忠诚度来看，低层员工不可能牺牲自己的利益来维护企业的利益。这次测评结果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因为这次调查是无记名测评，员工只要在表上打勾、打叉，连笔迹都不会留下。

 

“外”主要是指受到世人的尊重。汇仁的高管人员，来汇仁前有的在原单位担任了一官半职，有的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我对他们说：“你们到汇仁来，我不可能让你们当官，连我自己也不可能当官，但我肯定可以让你们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超过你在原单位所受到的尊重。”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汇仁的高级管理人员至少在用钱上比一个政府官员要轻松得多，很多部长现在都有车子。在帕萨特这种车刚出来的时候，一个部长就买了一辆。有一位县委副书记碰到他问：“这是你的车还是公司的车？”他说这是自己的车，这位县委副书记很吃惊，“你坐这么好的车呀！”这个车是他用所得收入买的，我也会奖励一部分钱。按照干部的用车标准，县委书记是不能坐帕萨特这么好的车。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方面，如果我的企业在社会上得到认可，那么员工走出去都会觉得很有自信心。当人家问起你在哪里做事，员工们就能中气很足地说在汇仁做事。现在汇仁员工走出去是很抢手的，以前在药界有这么一种说法，凡是有过在西安杨森的工作经历，走出去以后身价倍增。现在国内药界则是又一种说法：凡是有过在汇仁的工作经历，走出去便很抢手。很多公司来挖我的中层员工，前几天一个营销执行经理，被人家挖去当大区经理。高层员工也有被挖走的，去年一个香港分公司的经理被吉林修正药业公司挖去当总监，据他自己说给的年薪是100万。忻丁浠总工程师从汇仁退下去以后，又被别人以4000元钱一个月聘请。这些事例说明汇仁在中国药界受到了相当的尊重。

 

在使用员工方面，我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培养为主，引进为辅”，汇仁的很多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就像过去的一些将军，是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这样一步步爬上来的。我也引进一些人才，有些人才在本公司没办法培养出来，比如金融方面的人才，新的事业平台所需要的人才。但绝大部分人才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员工觉得在汇仁有奔头。

 

胡平：从春到秋，从不惑到花甲，仿佛只是眨眼的功夫，真令人有些猝不及防。当年那个熟悉北方南方的花季犹如熟悉自己掌纹的中年汉子，那个在体制的森严壁垒和城市的种种歧视间以非凡的心理承受、应对能力去面对的农民英雄，如今已垂垂老矣。夕阳下山的时刻谁都不可避免，因为暮色的涂抹，观念和产品的老化也不可避免，深圳的厂子一直做不大。陈年代眼里，父亲却是一位成功者，他已经做到了一个农民能够做到的最大辉煌。

 

儿子给父亲总结了四大贡献：一是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父亲那一辈有三兄弟和一个妹妹。从养蜂到办企业，他把这些人都带出来了。现在陈年代的堂兄弟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企业，规模虽然不大，但是一年都能赚几十万块钱，好一点的能赚上百万。二是改变了小家庭的命运。从目前来讲，全家至少在南昌地区过着上流人的生活，拥有上流人的社会地位。三是没有昔日的双环就没有今日的汇仁，对南昌县的财政收入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去年汇仁上缴的税占南昌县财政总收入将近三分之一。四是汇仁有很多南昌县的员工，对南昌县居民的就业、家庭收入有一定帮助。

 

陈年代把这四点讲给父亲听的时候，他认为评价比较恰当。他对待自己本可特殊的地位也比较恰当。他只一意孤行地在深圳玩自己的厂子，对日新月异、异彩纷呈的汇仁王国，回南昌时也会来转转，但从不会对儿子的事业指手划脚，说东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