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创集团董事长姜鹏明：中关村十大创业者的创业故事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绿创环保集团董事长姜鹏明先生，欢迎姜总的到来。
　　【姜鹏明】大家好！
　　【主持人】姜总是一个科学家，在我的感觉，因为您有很多的发明，而且一直在科技领域，在环保领域都相当有创新，而且也有成功与失败，这里面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在2002年您被评为中关村十大创业者，跟柳传志这些知名的人士齐名。
　　【姜鹏明】没有，没有，他们是优秀的企业家，我是创业者，相当于还是要需要努力。

【主持人】您这些年，我记得您很感慨的说过，我从来没想当个企业家，但是实际上这些年从科学家到现在，应该说企业家做的更突出了，使得科技的研发和成果能够成为商品来推广，不受制于其他的。
　　这些年来您创业经历走过了三个阶段，您能给能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哪一个阶段？它的标志是什么？然后每一个阶段侧重来讲一讲您认为比较有影响的这些故事。
　　【姜鹏明】应当说我们这一代人整个的奋斗和学习成长的历史是和我们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我的人生我自己划分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青少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理想，或者梦想是想做一个剧作家。因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没有书读了，结果偶然的一个机会我钻到一个被封存的图书馆里，那是在大草原上一个图书馆里，发现了一箱子封存的书，打开一下是莎士比亚的戏曲集，深深的吸引了我，夜里头还点蜡烛看，当时抓阶级斗争，差点被民兵包围了。 aliqq.com.cn
　　那是废寝忘食，看那个知道了什么叫悲剧，喜剧，人文主义伟大得力两，当时虽然说仅仅是初中的文化，甚至初中还没有读完就想做一个剧作家，那个阶段也写了几十部作品，话剧，独幕话剧。一直到最后我上了清华大学以后学了理工科还放不下这个梦想，又参与写电影剧本。

　　【主持人】我记得那个时代很多人把当作家作为一个主要的理想。
　　【姜鹏明】我写戏剧我刚才说除了第一次获得的这样营养，获得知识上的震撼是从莎士比亚戏剧开始的，所以这个影响比较大。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在哈尔滨，我到农村去也是在黑龙江，哈尔滨第一个被打倒的学术权威就是哈尔滨话剧院的院长，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个老戏剧家给了我很多指导，他在蹲牛棚的时候，我钻进去能够向他请教老先生非常感动，说现在还有年轻人这么热爱戏剧，观察人生，他教我戏剧的高潮，戏剧的结构，戏剧人物的刻划，所以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

　　【主持人】实际上您这个梦想有很坚实的基础？
　　【姜鹏明】观察生活，因为我当时已经走到了，那个时候是上山下乡，到部队。观察生活，观察人的命运，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戏剧创作，并且有社会的实践。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文艺这么繁荣，那个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我们到草原上，到基层上去演出。我很高兴的当时不管写多少个剧本没有一个是空中楼阁，写完了都是能够演出出去，能够得到观众直接的反馈，这是一个非常的鼓舞。

 

 【主持人】有没有一个因素？您毕竟当时是一个知识青年来写，如果您是一个戏剧权威来写可能不见得会被用？
　　【姜鹏明】当时戏剧权威被打倒了。我写了一个东西后来被江青，当时她有一套戏，文艺理论，说我那套东西是写中年人物论的，因为她的讲话把我也给办了学习班，因为我写的无非知识青年成长的过程，当时要求写英雄人物，不能写成长人物，应该上下来就是高大的。当时给我办学习班的时候我才17岁。

　　【主持人】现在我们17岁的孩子还在念书呢！
　　【姜鹏明】所以也是有很大的压力，批判我写中年人物，人生的这个阶段。
 

【主持人】对您后来的影响做了哪些积累？
　　【姜鹏明】这个影响主要是观察人生。

　　【主持人】意志上有？
　　【姜鹏明】意志上因为体验生活和我本身就在生活当中，我到原始森林去放马，我到草原上去放马，我去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到深山去伐木，不仅仅我身体力行，而且我还要和人家交流，去观察，这一段对观察人生和培养自己的品质意志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主持人】第二个人生的重大转折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
　　【姜鹏明】上了清华大学，特别是学校毕业以后也是从事科技工作，我当时到了国家国防一个科研所。我到那儿报道以后还不甘心，我又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我们那个政委跟我拍桌子，因为不像现在，现在有双学士，选择性很强。他说没有听说清华大学毕业的理科生还要考什么戏剧学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到这个研究所的第一批大学生，后来只好作罢。开始了长达将近15年的专心的研究科学，但是一直读到博士的时候，因为我读博士是在，我当时相当于读了两个博士，两个硕士，不同专业的博士。两个博士论文也是因为国内已经把论文基本都写完了，在职的博士生国家和教育部又选派了一批到国外去，到欧共体去联合培养博士。我出去以后应当说也带了国内一些重大的任务，一些科研上的任务。也挺有意思。
　　去了以后导师我见到第一面的时候给我了很厚的一叠资料，大体意思就是咱们明年再见就可以了，因为这一年你先把这个领域所有资料消化一下。后来我大概多月，不到三个月，两个多月我就跟他约，说要见面，他说你有问题吗？我说资料都看完了。他说：“不可能，这个领域你即使是用母语一年把这些东西读完也很不容易。我说：“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我说我并没有看他们已经做了什么工作，是怎么做的，是怎么推导出来，我找到了他们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他们的问题在哪儿”。

　　【主持人】这种研究方法是您自己总结出来的，还是学习来的？
　　【姜鹏明】这种方法应该是这样，我在读硕士期间我非常喜欢科学哲学。我觉得在人生第二个阶段，就是搞自然科学这个阶段，从逻辑思维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那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精神很强，本来我们谁知道牛顿第二定律，但是我们从中学一直到大学，包括我后来研究的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涉及这个问题我们还去实验室去做验证，去做实验。这种实证主义对我们以后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非常有帮助，另外我非常喜欢否正主义。
　　从这样一个科学哲理思想出发，我比较喜欢有些问题从反面来找出突破口，所以当时导师也感觉到，我说我不但找出问题，而且我还设计出来我要做什么工作，他也很高兴，但是也很赞赏，所以很快我新的实验方案他通过了，我们就用几月的时候把那个实验做出来了，做出来马上在国际上最权威的杂志发表了，然后方方面面都找来了。　　这个时候国内当时派了一个很大的，我们讲叫游说团，由当时的教委，北大，清华大学，还有北方集团公司什么这些，主要的目的到海外跟这些海外留学生，希望他们回国来创业。

　　【主持人】等于这个时候您已经在第二阶段取得相当的科研成果的情况下又遇到了第三次的转折？
　　【姜鹏明】对。这次转折，应当说我人生第二阶段转折，放下戏剧梦想也是一个挺痛苦的事情，因为爱好这个东西总是非常的割舍不下。

　　【主持人】而且很多人都说爱好是创业迅速成长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姜鹏明】但是这一次的转折应该是非常理性的思考。有这么几个契机，第一个契机就是在这个游说团到，我当时在英国巴斯大学学习，在巴斯大学找我谈之前，那个阶段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有一个文章，当时使馆给每位留学生免费赠送《人民日报》海外版。大体说从资源角度来讲，先进的工业国家，列强已经把资源瓜分完了，中国从廉价劳动力来说，发展的机会很少。当然我一直不是经济学家，我不能完全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这个问题，但是我凭知觉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留学生大家很容易经常议论国家的命运，前途，大家都在一起争论。
　　我想中国这么辉煌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世界是比较强大的国家了，只是近代我们落后了，怎么说我们没有机会了呢？而且有一点是我坚信的，任何一次科学上大的发展都会重新重新洗牌的机会，也许从现在的格局确实我们占有资源比较少，如果再有大的突破和发展资源又重新洗牌，那个时候不一定谁占有的资源更多，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悲观，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议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摆到面前了，国内来谈，那天晚上我对咱们教委的一位处长，到现在我也很感谢他，他也很会做工作，现在看来他谈的也很务实，我们俩个在学校的林荫道上散步，谈了整整一晚上，他说我听说了你原来出国之前是北京十佳青年，又有很多专利，已经有一些成绩了，在英国这个阶段包括使馆我们也了解了，你在英国这阶段工作学习也有影响，所以希望我能够回国创业，当然我们谈到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谈到的几个观点。第一个现在回国创业中国现在机会很多，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国家也很需要，任何一个时候国家需要的时候，机会又很多的时候这个对我们自己的成长，实现的抱负有好处的。尤其在小平南巡讲话大的背景下。

　　【主持人】三个有利。
　　【姜鹏明】搁置其他的一些争论，所以下决心回国了。
　　回国挺有意思，因为以前我们在那儿有时候也有一些牢骚，比如说觉得咱们使馆工作效率比较低，他们觉得我们收入还不如你们留学生呢！大家虽然交流的像朋友一样，那一次他们效率非常高，我刚刚一同意回国很快就把机票送到我的手里了，然后告诉你能带多少资料就带多少资料，超重的由国家给你报销。

　　【主持人】你回国这一点是确定了，很大的因素还是报效祖国，对国家的一种责任，当然包含对科学的责任。回来了以后，在回来之后才想，还是决定回来那时候就在想我回去做什么？
　　【姜鹏明】应当说我回国之前基本上坚定了想法了，因为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在那个地方我也还是受到不少工业革命思想的一些熏陶，我知道够工业革命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对发展是什么重要的位置。我回国以后我一下飞机，应当说三级领导到机场去迎接，用轿车直接接到我们理工大学校长的会议室里去，当时给我三个条件应该是很优惠，一个是成立一个环境中心，第一年由我做副主任，我们一把手校长做主任，第二年就交给我做主任，因为我刚回去人还不太熟。
 

【主持人】因为第一年他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
　　【姜鹏明】然后给房子，破格提拔为教授。
　　【主持人】那时候还不到40岁。
　　【姜鹏明】国内有一个规定40岁以下要破格提拔。没想到我拒绝了，当时我们校长说不可能，我们这个条件青年人不可能拒绝。而且我们有一个先例，我们前期的学长冯长根他先我从英国回到理工大学，发展也很好，学校也很重视他，研究院长跟我说，你回来太好了，你原来出国之前是我们的重点，回来以后我们学校也会从各方面培养你。
为什么我愿意跟我们朱校长谈呢？《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几篇文章他对回国的留学人员非常重视，有很多人在他的直接关心下成材了，开始的时候我说我想创业，他马上把那个副校长找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副校长是负责学校产业的，正好我们学校成立一个总公司，你也可以到那儿去工作，我们搞产业也可以。我也很认真，我说给我一段时间我搞调查一下，我用一个星期了解了一下，后来我说不行，他说为什么？我说学校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它所有的设置都是按照培养人才设置的，我知道学校现在有上百个公司，一个老师甚至在几个公司兼职，但是最后实际长不管是独立法人，还是非独立法人，都是财务处长的一支笔，这个不是一个搞企业的一个模式，是适应不了市场经济。

【主持人】不适宜营利。
　　【姜鹏明】不是不营利，它公司本身不是完整公司制的模式。后来我深入跟他谈，我说第一个我说这个学校可以搞科研，可以搞教学，但是这些年，我出国之前因为在科研院所已经待了七八年了，加起来大概连读硕士期间大概有十年的时间是在科研院所，我说我们国家目前科技转换生产力的比例非常低，大家要一点钱，不管你是搞什么专业只要能要一点钱就要，不是完全根据自己专业发展，要了钱大部分都做了人头费，真正用于科研上的很少，就是这样最后搞出来的成果基本上重点就是论文，对以我们搞科研的奖赏就是职称。
　　我说这样的话我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特别我在英国那个阶段和国内的阶段我搞很多东西已经在实践中运用了，已经转化为生产力了，所以我觉得我不大愿意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做。第二个我说我看到西方工业国家他们相当多的科研是靠企业，企业有相当强大的科研力量，我说我不放弃科学的，我愿意将来在企业当中继续搞科研。第三个我说我选择这条路我是非常艰难的，因为相当于我跳出体制之外的。
　　【主持人】对，它这个风险，因为资金的风险，市场的风险，管理的风险。
　　【姜鹏明】我知道在体制内也有很多的保护，也有相当稳定的，一定的基础，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很难迅速发展，我说跟家里头一个孩子一样，父母创造条件越多这个孩子有时候成长越难，真正穷人家的孩子什么都靠自己创造就不一样。

关键我有体会了，倒不是空谈。你比如说在我出国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公司，在研究所下边办的一个公司，当时我们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那是为了北京的亚运会重点项目，三十晚上市长，副市长找我谈话，说你这个项目搞的不错，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直接自己办一个公司，把这个产品推广出去，然后我们这一次亚运会的目的是为了申报奥运，三十晚上大家都睡不着觉，因为那个时候感觉科研人员一办公司身份就很低的，因为我们国家过去几千年的文化我们没有商业文化。
　　【主持人】比较轻商。
　　【姜鹏明】无商不奸，总是那么一种感觉。科研人员在社会上很受尊重的，后来下了决心搞这个以后，我们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在中关村人均的利税当时已经排到前十名了，但是再发展发展不下去了，跟研究所的体制发生严重的冲突了。这个阶段我就体会到，我说你无论有多少孙悟空七十二变，不管你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你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来佛的手心就是体制的限制，研究所是一个事业单位，它和它研究所的体制和公司制的体制是冲突的。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现在可能当笑话了。我当时从国外回来为了跟国外联络方便，我家里装了一个传真机，学校知道当做一个大事，他说你家里怎么弄个传真机直接跟国外联系，我说我从国外回来，我随时要走都可以跑了。另外所里头资金不足了，你公司帐上有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一个财务科管，我出趟差我钱怎么调走了，我该交的份子钱都交过了，所里现在需要钱，我的副总经理人干什么去，所里给调走干别的去了，是这样一个体制。所以我下决心到体制外去创业。结果也挺有意思，我们这个校长充分理解我了，不但放我走，还表示说你去创业，我退下来我给你当顾问，我帮助你出谋划策。

　　【主持人】那资金呢？
　　【姜鹏明】资金应当说非常的艰难，但是应当说还是有国家的支持。我记得第一笔，海外留学生回国以后当时有一个政策，国家教委给一笔启动资金，这笔资金不管你带到研究所，反正你到哪儿都给你，大概将近有三四万块钱，我印象很深，我当时马上买了四八六，买了一个打印机，把电脑装备起来了，这也是一个起点之一。后来把照相机，电视机，什么这些东西算上一个数。这样开始开业。好在我们毕竟有无形资产。
　　所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人生第二个阶段。

　　【主持人】这个时候创业选择的行业是什么？当时是怎么考虑？为什么选这个行业？是环保吗？
　　【姜鹏明】对，当时选择环保行业主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我一直研究环境科学的，这方面我相当来讲熟悉一些。客观上来讲我大体上，当时有这样一个判断，当时回国以后行业上来讲，IT行业是方兴未艾，我在英国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互联网，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位博士都可以用互联网看纽约图书馆里的一些图书，目录。但是国内还没有听说，国内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我记得当时带了一个笔记本回来国内笔记本也是很少见的。
　　所以那个时候创业应该说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觉得中国虽然现在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样一个大背景，但是我们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没有完成，我们这个课是必须要补上的，不是说你工业化没有进行你就可以直接跳到信息化的时代了，当然那个时候的认识只是一个笼统的认识，现在你可以看到了，我们现在水电油煤全面的紧缺，大家现在注意力，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这些，资源。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应该是在循环经济领域去做工作，这个是更长久的，因为既然回国，你就看国内真正更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中国的环保当时起点确实很低的，特别是环保产业。

　　【主持人】为什么中国的环保产业这么重要，但是起点不高？或者说在当时来讲起点不高？
　　【姜鹏明】这就跟我们的工业结构有关，因为环境保护第一个它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工业化，那个时候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和城市化的进程。在以前环保，工业化的不充分，所以环保产业本身来讲就不大可能发展起来，它是一个半生的，从历史上来讲它是一个半生的。
　　第二个环境保护和市场经济的交易它还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商品，只要社会有需求，我能够生产一种产品，能够满足，我有供给，通过市场就可以进行交换，这样完成整个市场经济的一个过程，就这么简单，当然这里头有竞争，有价格博弈的问题，但是环境保护不一样，环境保护有需求，老百姓认为现在噪声大家投诉率很高，也有供给，环保产业可以生产这些产品，但是供给和需求之间很难直接达成交易，因为环境保护往往是一种公众的需求，公众有公众需求的代表人物来进行这种购买行为，这种购买行为往往是法人，或者是政府，这相当于需求和供给之间有一个政策屏障，为什么讲环境保护高度依赖国家的政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之前就没有国企业的环境保护企业，没有国企在环境保护领域。
　　在以前没有国企，当然更没有民营，非公经济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块又没有什么暴力，又没有多少营利的机会。虽然社会上很需要，所以非公经济进入相对来说也比较少，或者主力的投资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因为他很难挖到第一桶金，所以就出现了三级企业，就是有一把电焊机，或者有一个剪板机，这就叫一个环保企业，或者一个夫妻店，这样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有一些，这当然说的是90年代初的时候，92，93年那个时候的大体状况，现在状况很不一样了，现在环保产业壮大的还是非常迅速。
　　应该说这一阶段的创业我觉得也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选择，因为这次的选择它不仅仅是一种感性的选择，也包含了非常深刻理性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
　　第一个我觉得从小处讲，如果是做一个企业家来讲，创业的过程，平生所学只有不够用的，没有说学了用不上的，不管是我们人生意义，当时对社会的观察和培养我们做人的意志品质，还是人逻辑思维的能力，否正主义的态度，那种求实的精神全都能用上。这是第一点。
　　第二从创业过程来讲，这个过程非常痛苦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青年人，后来的人再创业过程当中，其实创业是讲不清楚的，没有人能够讲怎么创业，如果能够告诉你怎么创业，那就不叫创了，“创”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你才能够创造嘛！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至少说创业的成功者能够剩余下来的，能够走下来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第一个首先做人要做好，第二个要有很坚强的意志和品质，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我们有一句话我们大家私下里头讲，我们说搞创业都先下地狱，能够走出地狱的是少数，尤其对民营企业家能够走上天堂的更是极少数，这个当中当然淘汰率很高的，失败率也是很高的，当然我说的是创业企业，别的方面创业性质可能不完全一样。
　　你比如说我创业当中面我所临大的问题，小的，电灯熬油那都不在话下了，那个在人生哪个阶段恐怕都要付出很多心智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对所有制的选择，因为我们创业它是一个法人团体，它是一个社会的机构，就像我们以前挺有意思，过去我们动不动都说听组织，一说事情组织上怎么安排，突然之间我们搞一个组织，我们办一个组织。
　　【主持人】而且要为这个组织来负责任。
　　【姜鹏明】同时我们这个组织又要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还要对股东负责。
　　首先是一个制度安排，应该说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其中一个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我们产权制度的变化。从现在来讲不但从宪法上，而且从实践当中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非公经济发展现在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这个过程可不是我们今天创业我们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政策环境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困难，我们创业的时候是这样。

　　【主持人】您创办第一个企业当时的所有制是什么情况？
　　【姜鹏明】第一个企业应该说合乎逻辑的首先创办的是全民所有制。

　　【主持人】您讲的后来给所里面了？
　　【姜鹏明】对，我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学雷锋长大的，它肯定首先这个根深蒂固了。那个企业最后我们叫做学讹诈，我最后相当于所有的资产全部还给研究所，一草一木都不带走，带着灵魂出去，就像讹诈，削肉还母，削母还父。然后到社会上去游荡，寻找新的载体。

　　【主持人】第二次成立的企业它的所有制？
　　【姜鹏明】第二次它不是现在《公司法》意义下的一个公司，不规范的一个公司，国内的人到香港搞一个投资，然后他就变成外商回来投资，因为我在社会上游荡，说我有技术，我要转换生产力，但是总要有人给我投点钱。这个投资拿到以后尽心尽力的去干。

　　【主持人】在比例上来讲，那个时候您占多少？
　　【姜鹏明】我们当然很少，我们占10％，10％的法人股，还不是我个人的，很低的。那个时候觉得技术做多少，评估做多少我们并不太在乎，关键能够让我们把这些技术转换成生产力，能够干起一番事业，是那么一腔热血，不太认可到底产权谁多大，谁分红多少。那个时候咱们没有资本主义的教育。
　　【主持人】吃亏了以后你就得到教育了。
　　【姜鹏明】吃了很大的亏。
　　【主持人】吃的这个亏在一些资料上看过，但是我更关心的，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您是怎么想，怎么挺过来？
　　【姜鹏明】我想这个问题吃了亏我想到并不是自己什么资产，分红，不是从这个角度想，是意识到资本的力量它能够决定我技术的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我当时总结出一个看法，作为科技型的企业创业者，他必须自己同时是所有者，才有可能把他的技术很好的转化为生产力。
　　【主持人】您这里讲的所有者是不是指至少在这个公司当中他要控股。
　　【姜鹏明】这个控制作用不是为了要分红，我们从来这些年不是为了把钱拿走，都是为了扩大再生产，主要是牢牢控制企业的发展方向。
　　【主持人】现在也有一种这样，就是说决策权和分配权做适度的分离，这种比例不一定对的，比如说决策的权因为你掌握技术，你占50亿，来保证发展的方向，分配的时候倒过来，出钱的人占50亿，您占40几亿。
　　【姜鹏明】这也是一种选择，类似这样的故事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也有，也有很成功的企业不要技术人员有过多决策企业发展方向的。世界上有很多问题之所以争论不清楚就是时空的问题，我们如果在一个时空上，焦点在一个地方容易讨论清楚。
　　【主持人】又回到您刚才那个话，实际上这些都只能作为一个案例，还不能够说给一个什么法人。
　　【姜鹏明】至少在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多少人很成熟创业企业的投资人，所以要靠自己，而且我们开始我们的思维模式也不是说首先第一个要赚多少钱，是先要把这个产品能够站得住脚，把这个方向能够先稳定住，是这样一个思维，这个时候别人不一定别人能够容忍得了，这个过程。
　　【主持人】吃亏了以后想到了这是一个事。还有呢？
　　【姜鹏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前的制度安排有两大缺陷，那个时候中国当时只有两种企业，一种不是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二个他开始阶段搞股份合作制企业，允许员工，只要你在这个企业你可以持股，离开企业你就不能持股了，它这里头也有一个问题，你把人作为一种资产进来，这个显然不行，一个限制人才的流动，第二个人是谁也不属于的，他只属于他自己的，他的才干和他的能力可能为人所用。
　　【主持人】您的实践是否定这种模式？
　　【姜鹏明】我已经实践过了，我看到什么东西我先实践，实践不行我才放弃它。这个阶段最后走到，我们最后也是一个很戏剧性的结束。97年公布了《公司法》，《公司法》一公布以后马上把以前所有的坛坛罐罐都打碎了，按照《公司法》重新开始注册现在的绿创环保集团，很多人都舍不得，很多人跟我说，过去很多东西是不是有些东西还是延续下来，我说在体制的问题上咱们不要进一步，退两步，咱们彻底进入一个新时代，现在有《公司法》，在法律意义下，真正的股份制企业已经有这个法律环境了，我们要规范它，按照这个法律我们重新建设，所以现在看来至少在体制上保证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非常顺利，从开始工商注册，一切都非常规范。

　　【主持人】就是说终于把所有制的困惑解决了，我们正好也有网友提了问题跟我们正在谈的这个有关，也一起来请姜总回答一下。

　　网友（陈建华）：构建和谐主义，和谐创业的今天您作为一名环境保护专家，也是一名创业者，能不能谈一谈创业的心理环境应该怎样保护？
　　【姜鹏明】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和谐社会”我觉得现在只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提法，所谓和谐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当中的中庸思想，应该说他们的思想就是和谐。现在社会上也有一部分人心理浮躁，或者也有一些将来的信仰上也有一些混乱，这个是由于社会的发展非常快，必然带来我们精神上的，就像一个人跑得快，我的影子肯定也跑得快。但是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现在我们。我想从两个方面谈这个问题，一个人的精神脱离不开物质，我们心理的和谐离不开社会的和谐。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全世界共同赞赏，但是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其中一个最大的代价，比如我们叫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害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为首位的时候可以不顾其他，事实上来讲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一级政府他首先要发展经济，他认为，比如我们环保和经济经常发生这种冲突，他说我得先发展经济，我得先吃饱饭，我经济发展起来我才有钱去搞环保。

【主持人】就是说“以经济为中心”容易走成“以发展速度为中心”。
　　【姜鹏明】而且它甚至是破坏资源，牺牲资源，这种为代价的，甚至是不可恢复一些资源为代价。这个社会结构会带来很多浮躁。比如说我们现在突然觉得油运煤电紧张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号召大家去多耗电，去多消费，认为这样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可是没有看到，我们资源是有限的。
　　现在对于这一点我有一个看法，现在人类历史上发展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划分，过去的争论什么奴隶社会到封建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还有一种划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就是按照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取得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特点就是人类直接从自然当中取得资源，地里长出谷子来，我们消费掉就完事了。
　　这个阶段它是一种低等程度的，但是是一种自然的循环，这是一种循环社会，它所有的资源，人的粪便又变成肥料再回到土地当中去，狩猎也是一种老弱病残，打了并不影响野兽种群的发展，这是一种比较和谐的一种循环。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当然由于16世纪的启蒙运动，有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机器代替了人的肌肉，人的生产力有无限的发达，这个阶段大规模工业化以后，就变成了我们从自然界当中取得资源，多了一个环节人工加工成产品，然后把产品最后变成废物，再抛回自然界当中去，这是工业革命时代整个基本的模式，如果资源是无限这个方式也未尝不可以，但是由于人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大，现在就到了第三阶段了，我们必须要把取得资源加工成产品，然后再把它变成有用的资源，产业循环，才能够保证这个社会持续的发展。
　　我们现在正处于什么阶段呢？我们中国基本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当中，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资源即将消耗掉的前景了。拖着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搞循环经济，这个时候和谐发展的理念就提出来了，反过来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社会结构模式以后，如果我们看清了以后那好了，我们人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比如循环经济三个要点，第一个技术上的要点，技术是一个双刃剑，造成大规模的污染也是由于技术发展，将来解决一些再循环，再利用，和简练化的问题也要靠技术，仅仅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制度安排，第三个方面就是人的幸福观，人的幸福观我提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一些教授，包括很著名的人物他们都开两个门的车，因为他觉得一个好停车，一个是省油，最重要在那个社会当中没有人把你当开什么车当作一个身份的象征，它仅仅是一个代步工具。就像我们现在骑自行车一样，我们在校友里头大家车子越破越没关系，没有人笑话你，新车还容易丢，可是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要买轿车，要四个门，像轿子一样的，他认为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是人的一种幸福观，可是大家都认为要买大排量轿车的时候社会的资源，对空气的污染，它的排放，消耗的汽油整个都不一样。假如说谈到心理平衡的问题，你开一个四个门的汽车我觉得我不如你，我也要追求这个，我要挣钱达到那个，心理造成一种不平衡。
　　但是反过来和谐的社会，特别这里头我们中国文化核心的东西非常讲究和谐，包括我们对社会物质财富的看法如果也能够接受了循环经济的理念，这样一些理念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相对来讲就不会那么浮躁了。
　　包括企业创业，企业创业大家都在谈一个企业怎么能够进入500强，怎么能够搞大，怎么能够搞的更长远，甚至叫做基业长青，长命百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按我的看法来讲都值得探讨，这就是一个和谐观念的看法。
　　您比如说上次美国彼德圣基大师到中国来，他有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学习型组织，他曾经谈到过，他对比了一些世界上的企业，说什么样的企业它的寿命比较长，我们试图找到一些基本的元素，这些企业能够永续发展。

　　网友（一名记者）：你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发展了产业报国之路，你觉得在国内这么多年得到最大的待遇是什么？
　　【姜鹏明】得到最大的待遇如果说一言以闭之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由。这也是跟我的财富观有关，我认为，因为搞企业离不开谈财富的问题，财富的多少某种程度决定我们活动时空的范围，有时候财富多你的选择更多了，你所要做的事情选择的范围越大。
　　我为什么说是自由了呢？当我内心我希望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包括实现我个人的理想去做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有这种选择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要我做和我要做显然不一样，我要做的事情虽然那么多的艰难困苦，有时候有那种牢骚和抱怨也没有真正的后悔过，这个跟以前别人分配有很大的不同。另外一个当我看到，这是从内心来讲，往具体的讲，比如说我今天来的时候在长安街上，虽然堵车，我看到这一路上长安街上有几十个都是我们做的环保工程，包括西单商场、中粮广场、再往前首都机场、人民大会堂、中国现在建的国家大剧院，这也是一种成就感。aliqq.com.cn
　　所以说搞环保产业，我跟一个经济学家讨论过，我说我环保产业一万GDP定十万，他说不能这样定，我说它所产生社会的价值，按照现在绿色GDP的话它很肯定就是十万。
　　【主持人】也就是说最大的待遇能够自由的，按照自己产业报国的这种理想去实现，为国家，为环保事业做贡献，而且看到这些成果它就屹立在中国第一街，长安街上。
　　【姜鹏明】反过来给国家交了很多税，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这是最实际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又有那么多的科研成果，增强我们这个企业的竞争力，在国内也可以参与一些国际的招标项目，这整个提升我们产业结构的水平都是一些感到欣慰的地方。
　　【主持人】我们看过姜总对企业的未来曾经提过要做到行业的数一数二，这是您对未来的一个设想，还是已经有具体的一些规划和步骤？
　　【姜鹏明】我们企业已经有这样的战略安排了。因为在市场经济当中它的核心是竞争，没有竞争力没有进步，要竞争你当然要争第一第二了。在这个争的过程当中，实际最后做了第一第二本身我觉得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竞争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体会为社会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现在我们北京绿创环保集团已经进行第二个五年规划，明年是最后一年，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的示范园，而且我们要建一个全国最大的环保产业的孵化器，现在我们采取了一种叫专业化前提下的相关产业的多元化。就是在北京绿创环保集团有专业，独立法人的声学工程公司搞噪声振动控制，咱们看到现在很多北京市的屏障，地铁，轻铁很多屏障，各种屏障很多都是我们的产品。

我们有专业的大污染治理的公司，钢铁厂，污水厂。还有专业的汽车尾汽公司，特别民族企业，像奇瑞，红旗他们很多汽车消声器都是我们公司设计配套的产品，类似这样的我们下面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理想是做一个最有实力的，所谓最有实力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从产业布局，水气，包括固体废物我们都有专业的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这是第一个。现在国内很少，一般我做专业，我做水的，我做废气的，我们一个集团公司每一个公司都是专业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呢？降低了消费者，或者说客户的选择成本。我们发现特别工业企业它污染源往往多方面的，他选择绿创环保集团他可以降低他的选择成本，他的很多项目同时可以打包一块做了。
　　第二个特点就用到了我们研发中心，我们研发中心真正能够贴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搞各种研发。现在我们在民营企业当中很少像我们这样获得建设部颁发的绿色组织，不管是从大气，噪声，我们有甲级资质，现在也有望成为国家的检测中心。
　　而且从产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是民营企业，我创业的时候就是民营企业，刚才说了家里的电视机，照相机都投入起家的，但是现在我的国有资产加起来，整个集团资产真正加起来已经超过50％。但是我并不是说，现在有一种国有企业参进一些股，我们是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吸收一些国有资产。像现在清华紫光，首钢总公司，特钢，国电的企业，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劳动保护研究所，这些都是我们的股东，这也是一个新的市场，这个市场就是说民营企业，非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国有资产进去以后共同增值，共同去发展，但是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国有资产进来只是按照董事会按照他的出资额来说话，并没有我们任命组织干部还要组织部去任命，没有这个。

　　【主持人】实际上也是市场化的机制。能不能理解，姜总绿创集团的创业成功实际上一个是行业选择，环保这些，和您一些科研成果的实施，另外不断对所有制进行最有效的变革和取舍。
　　【姜鹏明】应该说第二条是最主要的，第一条这个领域并不是被很多人看好的，反而说我们惟一自豪我们能够坚持下去，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坚持奋斗下去，我们当初一些创业的朋友，在环保行业的，后来有不少改行的，搞食品的，有搞服装的，搞什么其他领域，因为那个领域相对来说在某些情况下比较容易发展起来，在我们这个领域感觉到很难，但是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尤其进入循环经济的时代我觉得前途无量。

　　【主持人】在我们这个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想请姜总就这么些年创业形成的一种心声，给我们网友以寄语。
　　【姜鹏明】这个有点像说教了，只能谈谈我自己的体会。
　　我还是牢牢记住我在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学校的时候以前我们对自强不息好象认识比较清楚，大家不断地奋斗。但是对“厚德载物”体会还不深，这些年尤其是搞创业以后，搞企业以后体会是非常非常深刻，一个人当然不管做什么，尤其是搞企业，一个企业能不能搞好，它的创业首先是做人要能够做好，做人能够做好不一定能够把企业做好，但是如果企业能够做好首先肯定是要做人做的好，所以在这一点我想不管干什么行业都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人生感悟当中，现在叫做“五十而知天命”，假如说知天命的话就是知道自己的职责和定位了，从这一点上来讲我想我真正想的就是这一点，一生要不断地注意把自己做人做好。